摘要:现代化畜牧业包含舍饲畜牧业和草地畜牧业2个部分。“逐水草而居”的适应性畜牧业是农业的开端,后来发展为集约、高效的现代化草地畜牧业,它是草地农业系统的组成部分。与草地畜牧业相比,在特定条件下它具有资源节约、优质高效的优势,对提高生产水平,促进环境健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我国长期片面强调舍饲畜牧业,而且在“以粮为纲”的主流下形成“粮- 猪”系统,严重降低了生产水平和生态健康。我国山地多达近70 % ,适宜耕地面积不足12 % ,其余80 %～90 %的土地资源蕴藏着巨大的草地畜牧业生产潜力,如将其纳入草地农业系统发展草地畜牧业,我国南方可以提供4 000 万公顷农田当量的生产能力;北方提供4 900 万公顷农田当量的生产潜力,两者共计相当8 900 万公顷的新增农田和156 705 万吨 饲料粗蛋白,这将是我国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问题的重大突破。

现代畜牧业有舍饲畜牧业和草地畜牧业两大分支。它们在生产中经常被交叉运用,使效益更趋完善。但在我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较为普遍地存在一种误区,认为草地畜牧业是落后的,集约化舍饲畜牧业是先进的,立志要把前者转化为后者,而且把转化的程度作为衡量畜牧业现代化的尺度。当然,畜牧业的集约化舍饲包含了许多现代科学的高新技术,是人类经营动物生产的一大进步,功不可没。但草地畜牧业同样也包含了大量现代科学高新技术。从本质上说,两者应该是人类完成现代化畜牧业的两翼,两者互为支撑,缺一不可。对现代化畜牧业可能有多种解释,但可以概括为三句话:资源节约、高效生产、持续发展,而以生态内涵为基础。资源节约,就是要内源发展,相对于大量资源、资金投入的外源发展而言。高效生产,就是要细究资本投入(包含资源资本和资金资本) 的效率和效益。效率是单位投入与单位产出比。一种生产系统,若效率低下,投入越多损失越大。对于畜牧业来说,主要是饲料、劳力的投入与畜产品之比。持续发展,就是维持生态系统健康,不因生产发展而衰败。因为任何农业系统都是自然生态系统经过人类“农业化”的结果。它仍然必须保存生态系统自身的基本特点。凡是违背生态系统基本原则的农业系统必然难以持续生存。

1：草食动物与人类文明共始终

面对我国在“以粮为纲”的农业基础上形成的“粮- 猪”系统,有必要说说草食动物和草地的历史沿革。古代先民抽象思维不足,对历史事件往往给以拟人化的诠释。伏羲是传说中华夏最早的始祖,他的夫人女娲氏炼石补天,表征了人类社会“开天辟地”的萌芽阶段始于伏羲时代。而人类社会最初的农业当然也应该是教民畜牧的伏羲时代。这时人类跟随畜群,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与其说是人放牧家畜,不如说是家畜引导着人的适应性生产行为。畜群依照草地牧草和水源的分布状况而不断转移,人跟着自己的食物源———畜群而游弋。这种“草地- 畜群- 人群”系统与狼群跟在畜群后面的“草地- 畜群- 狼群”系统,就其自然食物链意义来看,没有实质性差别,这是最初的人类农业系统,也是人类最早的仿生7学。伏羲氏应该是这个时代的代表。这种“草-畜- 人”系统,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组分而存在,保持了相对和谐的生存状态,于是出现了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这就是畜牧区的滥觞。在适应性游牧系统的发展过程中,通过生产实践,发现并实施驯化家畜和种植牧草。正如恩格斯所说种植业始于种植牲畜需要的饲草 。这一观点在中国也得到验证。周礼艺文志记载“草人,掌土化之法,相其宜而为之种”,这里说“相其宜而为之种”,是种草还是种谷物,并没有明确意指。似乎草、粮并重而以草为主,且种草在先,否则应该称为“粮人”或“谷人”,而不必称“草人”。“草人”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农业部长。周礼时代工作内涵变了,但官称依旧。这应该是农业发源于种草的佐证。遗憾的是由于多种自然的和人文的原因,中国走上了“以粮为纲”的单一谷物为主的农业系统,既违反了自然规律,也违反了经济规律。其中原委非本文论述范围,暂存而不论。自然界的基本规律是生态系统中由植物生产转入动物生产,这是生态系统的必要过程。这个过程使能流和物流正常运行,从而保持了系统的“有序度”。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否,取决于它的“有序度”的高低。片面夸大植物生产或动物生产到不适当的程度,将伤害系统的有序度使生态系统趋向衰败。当有序度趋近于零时,生态系统即走向崩溃。“以粮为纲”的农业系统,植物生产层畸强,而动物生产层畸弱,严重削弱了生态系统的有序度,从而损害了系统健康。经济规律也是不能违反的。植物生产层所生产的产品,无论谷类作物、油料作物、还是纤维作物,为人所直接利用的部分不会超过25 %(一般只有12 %左右) ,而其余75 %以上都要通过草食动物,尤其是反刍动物转化为动物产品。这一部分发生的产值将等于或大于植物产品的产值。我国传统的“以粮为纲”的农业系统,至少存在三重缺陷:

1) 在植物生产层中把谷类作物以外的植物摒弃不用或利用不足,损失了一半以上的生产力,扰乱了植物生产层的结构,降低了植物的多样性水平,削弱了它的功能,远未达到植物生产层可能达到的水平。

2) 动物生产层的缺失,拦腰斩断了生态系统,割裂了植物生产层与动物生产层的自然耦合机制,使提高农业系统生态生产力的人为耦合无法施行,这是传统农业生态系统效益低下的致命“硬伤”。

3) 动物生产层中“以猪为首”,降低了动物生产层的生物多样性水平,实际上建立了一种很特殊的“粮- 猪”系统。没有给草食动物以应有的地位,又损失了一半以上的生产力。凡是农牧业并举,农业结构比较合理的国家, 牧业产值都在60 %左右,而且以反刍动物为主,道理就在这里。而我国与之相反,在“以粮为纲”基础上建立了“粮- 猪”系统。经常听到这样一种错误说法:西方人喜欢吃肉喝奶,而中国人只习惯吃五谷杂粮,因此不需要更多的畜产品。但是生态学告诉我们,食物环境决定生物的食性而不是相反。“粮- 猪”系统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我国是贫粮国,养了4.6 亿头猪,生产了全世界50 %的猪肉,而美国是富粮国,只养了9 600 万头猪,生产了全世界9 %的猪肉。如果美国也舍弃草地畜牧业而走“粮- 猪”系统,也养5 亿头猪,他们的农业结构是什么状况不堪想象。如果我国以牛羊取代1/ 3 的猪,估计可节约谷物0.67 亿吨 ,节约耕地846.67 万公顷 ,姑且称为农田当量。总之,不论从生态健康来看,还是从生产效益来看,现代化农业中应有比重不少于50 %的畜牧业,而畜牧业中又应该以草食动物为主。草食动物为人类文明做出过最初的贡献,也与人类社会同步发展。草食动物是人类忠实的伙伴。

2：对草食动物认识的扭曲与反思

草食动物的消化道,从唇齿到胃肠,从生理到生态,从组织结构到行为功能,都是与植物性食料密切相关的。它们原本与牧草和草地协同进化、和谐共存。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对草食动物的本性作强度改变。经济效益最高的养牛业首当其冲。肥育肉牛一生只能过12～14 个月的本性生活,此后就要强迫在3～4 个月内快速改变食性,直到以“精准”配合饲料完全取代牧草。这样的肉牛必须短期内屠宰,否则难以存活。人们饲养病态体况的肉牛和获取病态肉牛的牛肉,其深远影响至今还没有完全解读,但疯牛病的灾难性后果已经敲响警钟。奶牛也面临同样的厄运,为了追求创纪录的超高额产奶量,以“高科技”给以“精准”配合饲料,即使在高度“科学”管理下,代谢病还是层出不穷。所谓“健康”的高产奶牛的使用年限也要比一般奶牛缩短一半甚至更多。所谓“健康”实际不过是对“亚健康”的曲解。且不去说伦理生态学那些似乎较为遥远的道理,仅仅单纯功利主义地看它的经济、生态效益,也很难说是合理的。随着经济的发展,食品安全已成为全球严峻的现实问题,绿色养殖成为当代养殖业的发展方向。现代舍饲饲养的科学技术为畜牧业和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它引发的严重问题,引起了家畜饲养学家的普遍反思。他们在向草地畜牧业寻找答案。

3:草地畜牧业是一条可靠的出路

西方有句谚语说,上帝给人类两大恩赐,一是豆科植物,二是反刍家畜。前者生产丰富的蛋白质,它的根瘤是天然氮肥发生器;后者的瘤胃是天然发酵罐,将人类不能直接利用的植物纤维转化为动物蛋白。这正是草地畜牧业的两大优势。西方发达国家充分利用这种优势,发展以豆科牧草为必要成分的人工草地和改良草地,饲养良种草食家畜,辅之以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措施,形成了以牧草为基础的十分发达的牛肉、羊肉、羊毛、乳品等产业。实际上这是对草地生态系统的最简洁的解译。而我国却将自然界两大恩赐严重忽视,走的是“粮- 猪”型歧路。新西兰为草地畜牧业做出了榜样。他们的家畜饲料几乎完全来自牧草,并且通过放牧来直接利用,尽可能少使用贮存饲料和补充饲料,即使是肥育家畜、产奶家畜及高级种公畜,也都是以放牧为主,因为研究证明牧草是成本最低,营养最接近平衡的家畜营养源。新西兰的“全草型”畜牧业是全世界能量转化效率最高的畜牧业系统(表1) 。新西兰草地畜牧业并不追求家畜个体高产,而致力于单位面积草地的高效。奶牛产奶量不过4 t/ 年,但他们的畜产品质量上佳而资源投入只有英国的1/ 4～1/ 3 ,成本只有西欧的1/ 8～1/ 6 ,而且是健康家畜生产的健康食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无与伦比的竞争力。

                 注：新西兰农渔部资料

4：我国丰富的草地资源至今弃置不用令人惋惜

草地畜牧业实际上是草地农业,或称为“有畜农业”的一个分支。它将生态系统中植物生产与动物生产2 个生产层加以系统耦合,使之产生最大效益。前面说过,在农耕区,如果两者没有充分耦合,将使生产效益至少减少一半。中国是个多山国家, 适宜农耕的地区不足12 % , 此外还有80 %～90 %的土地资源,例如草地、林地、滩涂等,都有不可忽视的畜牧业生产潜力。以南方15 省、市、自治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为例,共有耕地面积79 976公顷 ,其中稻谷 ,小麦 ,玉米 三大作物所产生的粗蛋白和代谢能与南方主要牧草相比较(表2) 。现以稻田的生产水平为标准,折算为“农田当量”。

即每公顷植物有机物产量的代谢能与南方耕地稻谷产量的代谢能之比。由表2 计算可得:1公顷 冬闲田黑麦草相当于1.44 公顷 农田当量,1 公顷青贮玉米相当于1.75 公顷农田当量,1 公顷放牧用的多年生人工草地相当于0.75公顷 农田当量。以农田当量来计算,我国南方蕴藏着巨大的草地生产潜力。

1) 冬闲田种草:目前南方15 省(市、区) 水稻种植面积近2 500 万公顷 ,假设其中40 %即1 000万公顷为冬闲田,可在冷季种植一年生牧草(黑麦草 、小黑麦、燕麦等) ,那么按照表2 中的“农田当量”为1.44 公顷计算,相当于增加1 440 万公顷农田当量的代谢能,同时增加2 310 万t 粗蛋白。

2) 青贮玉米:目前南方15 省(市、区) 玉米种植面积为609 万公顷 ,玉米主要用于饲料。如果将其中1/ 3 即约203 万公顷的粮食玉米改为青贮玉米,按照表2 中青贮玉米的“农田当量”为1.75公顷 计算,相当于355.25 万公顷 耕地;减去原来粮食玉米减少的200 万公顷 , 相当于实际增加155.25 万公顷 农田当量的代谢能,同时增产168万吨 粗蛋白。

3) 我国南方烟草栽培面积83.3 万公顷 ,相当937 万公顷 农田当量和60 万吨饲料蛋白。以上3 项草地生产潜力总计为:相当于增加2 532.25万公顷农田当量,相当于南方现有耕地总面积(7 997.6 万公顷 ) 的31.7 % ,即相当于新增近1/ 3 的耕地面积;同时,新增粗蛋白总产量达2 538万t吨,可基本解决我国饲料粗蛋白供应缺口(据估计我国饲料粗蛋白缺口为3 000 万吨 ) 。另外,南方还有106.9 万公顷 茶园、464 万公顷 果园以及大面积疏林的隙地,均可发展人工草地。这部分土地种草的产出尚缺乏可靠的数据,没有在上述估算之内。

4) 另外,还有南方天然草地建立的人工草地:南方有6 700 万公顷草地,其中至少2 000 万公顷可建成高产人工草地,可生产相当于产出1 500万公顷 农田当量的代谢能,同时产出粗蛋白1 800万吨 。至于北方草地生产潜力也很可观。将北方天然草原30 000 万公顷 的8 %改造为人工草地,相当新增1 200 万公顷农田当量。除可收获与同样面积稻田收获的能量和新增2 724.8 万t 粗蛋白以外,还可以带动草原整体生产水平提高大约1 倍。这就有余力将许多不适宜利用的荒漠和半荒漠草地基本休牧,作为生态保护区。华北农耕区的潜力3 715 万公顷农田当量。

如上所述,按照草地农业系统改造的农业结构,我国的草地资源以农田当量计,南方15 省市区为4 032 万公顷农田当量,北方草原地区和农耕地区为4 915 万公顷农田当量,全国共可折合8 947万公顷 新增稻田,这是一笔何等惊人的资源! 但我们囿于“以粮为纲”的旧框框,至今未能看到它的存在,真是令人遗憾无穷!

5：结束语

现代畜牧业由舍饲畜牧业和草地畜牧业两大分支构成。我国畜牧业现代化过程中,较多关注舍饲畜牧业,相对忽视草地畜牧业。而草地畜牧业恰好是我国高效、低耗、持续发展的现代畜牧业的优势所在。我国草地畜牧业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南方亚热带草地和准草地资源独步全球,如建立适当的草地农业系统,通过草地畜牧业可以发挥新增4 000 万公顷 农田当量的生产能力。北方草原和农田可以建立4 900 万公顷农田当量的生产潜力。共计相当8 900 万公顷 的新增农田和10 447万t 饲料粗蛋白。舍饲畜牧业为人类现代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今后必将继续发展。但它显然难以独力完成我国畜牧业现代化的重任。草地畜牧业是不容忽视的巨大力量。如果妥善加以系统耦合,建成草地农业系统,在不影响谷物生产的基础上,相当全国新增8 933 万公顷 农田当量以上。这样巨大的生产潜力弃置不用,真是千古遗憾!充分发挥我国草地资源和草地农业系统的优势,以“牧草- 反刍家畜”系统取代“粮- 猪”系统,不但我国的粮食缺口不复存在,饲料蛋白质缺乏的难题也将迎刃而解,举国忧虑的“三农”问题也将大为缓解。让草地畜牧业和舍饲畜牧业携手共进,创造我国现代畜牧业的光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