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数年,产业大佬们密集进军农业。市场无疑是聪明的。这样一个刚性需求强的产业,不仅面临消费升级下,市场对绿色生态农产品的旺盛需求,更为关键的是,它可能是传统产业中唯一尚未彻底完成整合的产业——制订标准者定义未来。
而我们为什么此时关注农业?
放到更高的维度来看,中国经济正在经历重大变革,供给侧改革乃是重中之重。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大力扶持“三农”的政策背景下,资本、技术、人才大量拥入,促使农业现代化转型驶入快车道。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土地“三权分置”、农业物联网、互联网+农业、乡村再造……这些关键词背后带来的改造和颠覆是全局性的,大有重塑产业、再造河山之势。
在中国,世界级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高呼:未来二十年,最赚钱的不是做房地产,而是做农民。
沃野千里,满目生机。农业这个超级市场正在迎来一场革命性的爆发和巨变。本期策划,我们从六个维度去观察和解读中国农业发展的新变化、新特点和新机会。
从新土地革命说起
农业,下一个房地产?
2016年10月,《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出台,将流转土地上的经营权从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并行,谓之为“三权分置”。
“三权分置”的最大突破在于,加强保护土地经营者权益,放活土地经营权,并允许经营权进行转让和抵押融资。将其放到农业供给侧改革层面审视,土地改革是发展大规模现代化农业的基础,而此次包括“三权分置”在内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际上是中国继土地“招拍挂”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的土地革命。
农业,会成为下一个爆炸性产业吗?
在北方的土地上栽种南方的水果,这是陕西杨凌一家合作社去年发展的新产业。在合作社负责人汤新国的栽培之下,火龙果、百香果等热带水果都试种成功,预计两到三年能收回成本。像“南果北种”这样的新技术,放在几年前,老汤并不敢尝试:一来担心流转的土地涨价,二来担心无法长期经营。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农业人口转向二、三产业,许多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不再耕种土地,而是把土地流转出去。截至2016年上半年,全国已流转4.6亿亩土地。
在已经流转的土地上,农户还是土地承包者,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成为了真正的生产经营者。但对于经营者而言,流转土地大部分都是种植利润率较高的经济作物,或者投资休闲观光农业,因此需要土地流转长期稳定,并确保土地不被违约收回。
而这正是“三权分置”所要解决的问题。
有了制度做保障,汤新国放开了手脚。接下来,他负责的合作社准备用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投入资金扩大种植规模。承包户放心流转,经营者安心投入,“三权分置”在保护农民相应权益的同时盘活了土地资源要素市场,有利于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主体的培育,加快发展农业现代化。
事实上,早前已经有一些地区对“三权分置”进行了有效的探索。比如,广东珠三角地区探索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集体统一经营的土地股份合作制;上海松江探索引导农户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给村集体,统一整理后再发包给有经营能力农户的家庭农场制等。总结各地实践,实质是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或共享,形成土地集中、服务集中的规模经营形式。
长久以来,因土地分散化导致的农业生产低集中度,严重阻碍了我国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而土地流转可以形成规模效应,“三权分置”则从制度上保障了这种规模效应。
从这种意义上说,“三权分置”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的又一重大制度创新。政策红利之下,新一轮“土地革命”将迸发出巨大的活力与势能。
超级产业大裂变
土地作为农业生产最核心的生产要素,自2013年以来,从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到土地流转、三权分置,再到农村土地两权抵押贷款及相关产权保护落实,农村土地改革一直沿着明晰产权、扫清障碍、推动资本化的思路稳步推进。
事实上,新一轮农业投资热度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集中爆发的。
根据清科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农业行业投资现状及未来趋势》研究报告分析,从2013年起,农业产业股权投资热度剧增。截至2015年底,农业领域投资案例数达498例,相比2013年增加300%,投资金额达103.99亿美元,相比2013年增长460%。
不难看出,国家政策对农业发展的顶层设计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工商资本进军农业的动力,加上这个超级产业本身所蕴含的巨大机会,正吸引着来自各方面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蜂拥而至。
柳传志在谈及联想为何大力发展农业产业时就透露了三个原因:一是在现代农业技术之外,计算机技术和互联性技术正在加速融入传统农业;二是政策趋势有利于农业产业的升级转型;三是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需求国。
顺为资本创始人雷军几年前就开始推动整个农村互联网行业的投资,并表示“这是我们未来十年最核心的投资领域”。
政策发酵,资本下乡,创客进村,土得掉渣的农业正在成为各方竞相争夺的香饽饽。就农业本身而言,大量工商资本和新型经营主体进入农业,无论从资金能力,还是技术、操作能力来看,都更有实力去整合经营土地,实现规模化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可以预见的趋势是,在农业这个超级产业的下半场,自给自足生产的农户将大量减少,而以提供农产品,实现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农业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将蓬勃发展,促使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大幅提升。
连接、颠覆与重构
《中国农业行业投资现状及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总结归纳了当下中国农业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六大特征:农业基础设施落后、机械化结构失衡、农业污染严重、劳动力素质较低且流失严重、生产效益较低、土地质量下降。
当下,中国农业正处于从近代化农业朝着现代农业全面演进的阶段,而在这个过程中,政策、资本与技术的结合,产生的风暴级化学反应,则将带来整个产业的颠覆与重构。
首先,互联网+农业将对生产、流通、经营、金融服务、人才培养等农业产业链各环节进行深度改造,优化农业供给侧,提升农业运营效率和质量。
其次,农业将向信息化和智能化转型升级,通过互联网、云技术、传感系统、物联网、农业大数据等先进技术的应用,提升粗放低效的农业生产方式,逐步实现智慧农业、精准农业和高效农业。
毫无疑问,农业的颠覆与重构是全局性的,它改变的是整个产业的组织方式、生产方式和流通方式,涉及产业链上的每个环节,影响深远。但从另一种角度而言,那些在传统农业生产服务中,需要被打破和改造的痛点,往往就是破局者的机会。
比如,传统农业生产流通环节的冗杂,让农产品和农资电商崛起,大大缩短了农业产销之间的距离;消费升级要求农产品质量更加安全、绿色,传统粗放式生产往往无法满足,这为采取专业规模集约化生产的品牌农业带来了足够的产品溢价空间;土地流转产生了需求和供给的对接问题,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这给土地信息服务带来了巨大的商机,由此诞生了土流网、聚土网等交易服务平台……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商业世界里,所有人都在寻找下一个风口。农业既存在刚性需求,又存在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后对“食”的消费升级需求,作为传统行业里唯一没有被彻底整合的行业,是一片显见的蓝海。
供给侧才是竞争力
Case1:新餐桌主义
在杭州市余杭县仓前镇,菜农张得新每周要向城里20多户家庭供应三次新鲜蔬菜,每月收入超过5000元。
四年前,张得新参与到浙江大学及其下属城乡合作社发起的农业实践中。这项实践项目叫“小美合作社”,以农民增收为导向,一头连接菜农,另一头则连接消费者,着力于解决优质农产品的供需矛盾,并试图构建一种全新的城乡关系。
小美合作社提供了两种构架,一种是以老张为代表的模式A,采取1个农民对接N户市民家庭,以农民为中心,形成一个类似专属社群的菜友单元。这种模式的基本特点是耕作面积在15亩以下,以农民家庭或个人为单位的农业种植,强调的是精耕细作、高品质的农产品,同时也要确保农民的收益。
不论品种,老张的每种菜定价都是30元一公斤,偶尔供应的土鸡蛋、土鸭蛋、自己腌制的笋干价格更高些。每周二、周四、周日中午11时30分,老张的菜会准时在“浙大小美合作社”的微信公众号里上线。因为数量有限,一些卖得俏的品种要靠“抢”。
另一种模式B,则是小美合作社上线的其他单品。比如:来自陕西洛川的红富士苹果、山西榆林的小米……与老张的配送受限不同,模式B的单品辐射到全国,合作农户也不限于浙江本地。
在小美模式里,农人与菜友在平台上建立链接,农人知道给谁种菜、对谁负责;而菜友知道是谁种的蔬菜,并可以向农人提出定制化需求。价格方面,根据农民耕作成本和收益要求、菜友的价格接受程度进行制定,菜友和农人双方都可以在平台上看到每月的花费或收益。
小美合作社的价值在于,通过“农户+市民”的城乡互信合作社群,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具有持续黏性的产销对接。
产业链的想象力
传统农业产业链,上游主要集中在生产和农资贸易环节,中游集中在农产品加工环节,下游集中在农产品贸易环节。
然而,互联网、人才、资本、技术的集聚效应,带来了整个产业链的颠覆与重构,从“空间、时间、成本、安全、个性化”五个角度全面改变农业生产和消费。
贯穿整个农业产业链的改造与创新,在上中下游分别呈现出以下特点:
1.生产的标准化和农资的电商化
互联网和现代科技融入农业,提升了生产环节的可控性和规范性,有利于实现农业生产的自动化和标准化,从而提高农产品的安全性和供给的精确性。
农资是农业生产中投资最大的一块,电商化大大缩短了农资交易的中间环节,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强了农业的抗风险能力。
2.加工环节的数据化
农产品加工商在整个农业产业链中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加工环节的数据化趋势是实现农产品的全程可追溯。以肉制品企业为例,通过数据管理系统,可以打通上中下游信息,每一批次的肉制品都能追溯,从而实现对产品的数据化管控。
3.销售渠道的扁平化
在传统模式中,农产品从田地到餐桌要经过菜农—收购商—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和超市—消费者等多个环节,层层加码,价格自然较高。而沱沱工社、菜篮网等生鲜电商将流通环节缩短为农场—平台—消费者三个环节,价格随之降低。另外,生鲜电商还重塑了以往的产销关系,可以通过大数据准确把握消费需求,再据此组织生产,调节上游,打造按需生产的经营模式。
再谈产品
产品是整个产业链的基石,最终呈现在消费者面前的农产品品质,决定了产业链的优劣。除了在生产端控制质量,在消费端打造品牌同样重要。
有品类无品牌,可谓中国农特产品的集体痛点。没有品牌也就意味着农特产品没有溢价能力,在市场上没有话语权。如何做品牌?
1.人人都爱听故事
农特产品的故事性很强,独特的地理条件、人文背景、历史典故、产品知识等都可以把农产品包装得特点鲜明。
比如,农特产品电商“维吉达尼”,组织维吾尔族农户建立专业合作社,销售葡萄、枸杞、大枣、杏干等新疆特色农产品。维吉达尼以当地合作农户名义发布实名微博,将农产品特征和农户故事进行传播,同时将生产农户的肖像和档案印在产品包装上,结果不仅农产品大卖,维吉达尼品牌知名度也迅速提升。
这种以农户生活为中心的真实故事传递出两方面价值:其一,这些农产品是天然、原生态,安全可靠,可以放心食用;其二,用户品尝优质农产品的同时,也是在帮助新疆农民脱贫。
2.吃货是个圈
生鲜电商“伯果儿”主打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农特产品,通过组建“美食俱乐部”和“吃货在线”社群,汇聚资深美食达人。伯果儿让美食达人推荐自己家乡的好产品,并组织人员去采购,然后在吃货群里对新产品测评,达到85%以上的好评率便会上线。
这样一来,每款产品均由达人甄选和推荐,真正做到了“发现美食、体验美食、分享美食”。这种媒体属性将伯果儿的产品和品牌无限扩散,有效解决了美食入口和传播出口的两大问题。
把用户社群化,通过C2B的方式,让他们参与到产品的甄选、生产和传播中,是农产品品牌打造的一个重要方式。
3.母鸡带小鸡
对于区域性农业企业来说,靠单个主体去打响品牌并非易事;而抱团进行品牌整合,可能闯出一条新路子。
浙江丽水有茶叶、食用菌、笋竹等九大农业主导产业,2800多个农业品牌商标,但单个品牌的知名度并不高。2014年,在当地政府主导下,丽水通过创建综合类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丽水山耕”,将优质农产品进行整合,以统一品牌形象面向消费者。
这种“母鸡带小鸡”的方式,既体现了政府背书的权威性,又降低了生产主体进入市场的成本,实现子品牌产品溢价。运作两年,“丽水山耕”声名鹊起,加入其中的当地农业企业超过140家,实现销售逾11亿元,产品平均溢价30%以上。
供给侧相对论
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的综合效率和农业产品的竞争力,这也是当前我国农业政策改革的重点。
从2004年到2015年,我国粮食产量实现“十二连增”,但却呈现出生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的怪相。究其原因,就在于有效供给没能很好地适应需求变化,导致农产品供求出现结构性失衡,所以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突破,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对此,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陈锡文认为,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点在于:
第一,必须使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起作用,让农产品的定价主要由市场决定。
第二,必须加快农业科技创新。目前,粮食生产最大的问题就是大豆和玉米。小麦、玉米等亩产迅速增加时,大豆的产量始终不见大幅增长,究其原因还是科技投入过少。我国大豆的品种、栽培技术都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农产品缺少竞争力。所以,应当重点发展农业科技,推进科技创新。
第三,必须加快推进农业经营体制的创新。规模经营是实现改革的基础,要改变现今粗放型的经营方式,就要推进土地流转来集中规模经营。改变体制需要的条件有:1.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转移农业人口,减少农民数量;2.加快农业科技建设,提高生产的效率,用更少的人种更多的地,采用更先进的机件去生产;3.加快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民可以购买服务来帮助收割耕种,这种方式的效益是可观的。
第四,加快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比如,乡村旅游就带动了大量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2015年整个国内旅游人次达42亿,其中30%是乡村旅游,农民利用乡村旅游增加的就业机会是3900万,充分发挥了农村劳动力的效能。
智慧+,未来派
Case2:让农场变聪明
土得掉渣的农业如何变得高大上?
一个场景可以说明:在智能化蔬菜大棚里,张大婶通过手机可以随时查看空气温湿度,土壤温度湿度以及Ph值。什么时候浇水、施肥,手机会自动提醒,点击手机屏幕,灌溉探头就能喷出细密的水帘。从早到晚,大棚有什么动静,通过手机也尽在掌握之中。
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团改变以往单纯依靠感觉和经验种菜的做法,充分应用物联网技术,实现了对农业生产的精准“感知”和智能操作。
具体而言,寿光蔬菜产业集团在农业产业园中构建了“大棚管家”智慧农业系统:借助安装在大棚中的无线传感器,采集空气温度湿度、土壤水分、光照等各种影响蔬菜生长的数据信息,然后通过移动通信网络传送到服务管理平台上,智能系统对数据信息进行整合、分析、处理,并将分析结果及时发送到农户的手中。
农户通过“大棚管家”,可以随时在电脑或手机上监测大棚情况,并远程操控大棚自动卷帘、自动喷灌,使农作物始终处在最佳的生长环境之中。“大棚管家”让种菜更精准,蔬菜大棚中的温度、湿度、风速等全都变成了数据,自动分析,自动处理。
对于蔬菜病虫害风险,以往需要农户将样本带到专家面前进行诊断,很容易错失防治的最佳时机。而“大棚管家”则可以远程“看病”:通过摄像头对样本进行拍照,然后将照片传送到农业物联网平台,之后农户便会在手机上收到病情诊断,并获得具体的防治建议。
通过农业物联网技术,寿光蔬菜大棚实现了更加精准、高效、智能的生产运营,提高了蔬菜产量和品质;同时,通过可视化管理和自动化操控,农户对蔬菜大棚的管理水平也大大提高,降低了大棚管理的人力和时间成本。
4.0进行时
智慧城市被看作物联网技术革命下城市生活和运行的更优状态,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方向。同样,发展基于物联网的智慧农业,深度激发农业活力,实现农业的精准化种植、可视化管理和智能化决策,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方向。
从发展规律上看,智慧农业是现代先进的生产方式。农业发展经历了4个阶段,1.0和2.0阶段分别是手工和机械阶段,在2.0阶段,虽然用上了机械化生产手段,但不并代表种植的品种、产量的高效以及各种资源的利用到位。而农业进入3.0甚至4.0的方向,就是要全程介入并掌握包括土壤、环境、气候在内的数据信息,更加智能化地管理农作物的生长过程,改变“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真正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农业实践表明,智慧农业是农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趋势。美国有70%的农场使用物联网进行农业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其中有很大部分农场使用DSL(数字用户线路)服务和卫星遥感服务。
日本人均耕地不到0.7亩,但通过农业信息网络、农业数据库系统、精准农业、生物信息、电子商务等现代信息技术,实现了播种、控制与质量安全及农产品物流等方面的智慧化,农业安全生产和农产品流通效率位居世界前列。
目前我国智慧农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但整体上处于概念导入期和产业链逐步形成阶段。因此,社会各界需要从培育社会共识、突破关键技术和做好规划引领等方面入手,共同促进智慧农业发展。
智慧重新定义农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各种农产品人均占有量排在世界前列,但代价不菲,主要有两大方面的痛点:
一是化肥农药滥用、地下水资源超采以及过度消耗土壤肥力,导致生态环境恶化,食品安全问题凸显;二是粗放经营,导致农业竞争力不强,出现农业增产、进口增加与库存增量的“三量齐增”现象,越来越多低端农产品滞销。
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大力发展以运用智能设备、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为主要手段的智慧农业,通过生产领域的智能化、经营领域的差异性以及服务领域的全方位信息服务,推动农业产业链改造升级。
具体而言,智慧农业将从三个方向实现目标:
1.实现精细化,保障资源节约、产品安全。一方面,借助科技手段对不同的农业生产对象实施精确化操作,在满足作物生长需要的同时,保障资源节约又避免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实施农业生产环境、生产过程及产品的标准化,保障产品安全。
2.实现高效化,提高农业效率,提升农业竞争力。云计算、农业大数据让农业经营者便捷灵活地掌握天气变化数据、市场供需数据、农作物生长数据等,避免了因自然因素造成的产量下降,提高了农业生产对自然环境风险的应对能力;通过智能设施合理安排用工用时用地,减少劳动和土地使用成本,促进农业生产组织化,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3.实现绿色化,推动资源永续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借助互联网及二维码等技术,建立全程可追溯、互联共享的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信息平台,健全从农田到餐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过程监管体系,保障“舌尖上的绿色与安全”。
由此可见,随着智慧农业的应用逐渐普及并深入,传统农业生产中的痛点和弊端将面临终结。
新物种在哪里
智慧农业前景十分广阔,2013年,我国智慧农业的产业规模达到4000亿元,2015年达到6000亿元,并将继续呈现爆发式增长趋势。
那么,在当前及未来的农业生产中,有哪些黑科技和新物种,会成为被追捧的热门级应用?
植保无人机
国内大部分农民使用手动背负式喷雾器喷洒农药,农药有效利用率很低,且容易对环境造成污染。相比之下,用无人机进行喷雾施药,作业面积大、效率高,每亩施药所用时间仅1分钟。无人机还可以实现农药自动定量、精准控制、低量喷洒,大幅减少农药对土壤和环境的污染。目前,已有包括大疆在内的上百家无人机厂商拥入植保市场,形成生产、销售、租赁、作业一条龙。
农业机器人
农业机器人是一种由程序软件控制,可以适应各种作业,具备检测和演算等人工智能的无人自动操作机械。相比人工,农业机器人作业时间更长,效率更高,而且是精密劳作,能够满足现代农业高质量、高产量的需求。
比如,上海点甜机器人智慧农场,既有会洒水施肥的机器人,也有会除草的机器人,还有会耕地的机器人。农民只要用手机远程操控,就能让这些机器人代替人工劳作,同时进行数据监测和记录。
VR技术
在农业生产中,可以利用VR技术演示农作物生长情况、病虫害情况、土地中残留农药迁移的模拟等。除了可应用于生产外,VR还具有农业实验、教育、观光、营销等功能。
最近,深圳某农业众筹平台就采用“VR+直播”的方式,将湛江农户养殖沙虫的情形生动展现在投资市民面前。人们在现场用VR眼镜了解了沙虫的生长过程,并用手机观看直播视频。通过直观了解,迅速完成了20余万元沙虫生态农产品的认筹。
气象服务公司
天气对于农业影响巨大,如果能对整个天气数据进行整合处理,预测影响,对农民来说,则可以提前做好预防和保险工作。
美国公司TheClimateCorporartion主营业务是向农民提供意外天气保险。他们每天从250万个采集点获取天气数据,结合天气预报分析天气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为农作物确定保费和赔率。被农业巨头孟山都收购后,这家公司逐渐发展成为数字化农业平台:收集农业生产所需的各项数据,帮助农民制定科学的种植方案。
乡村再造不只是一场情怀运动
Case3:3.5亿元的莫干山样本
位于浙江省德清县的莫干山镇,距上海大约两个小时车程,翠竹山坞间,民宿产业星罗棋布。
来自官方的数据显示,2015年,莫干山镇的精品民宿有近百家,实现直接营业收入3.5亿元。当地民宿动辄千元一晚的价格俨然成为了标配,有些甚至达到三四千元一晚,旺季的时候还需要提前一个月预订。
与如今的火热相比,十多年前,莫干山镇却是另一副模样。虽然莫干山风景名胜区在其境内,但当地却没有享受到多少旅游经济带来的好处。作为水源保护地,莫干山地区所有产生污染的产业都被清退,除了小农耕作和零星的农家乐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2004年,南非商人高天成在游玩时发现,莫干山乡间的宁静非常适合都市人休闲度假,但档次偏低的农家乐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高天成觉得这是一个商机,便在一个村里租下六间破败不堪的老房子,通过精心设计,改造成“洋家乐”。
高天成认为莫干山的农舍与当地自然、人文环境浑然一体,通过旧物利用和空间设计,就能满足中高端人群的休闲度假需求。之后,他又相继租用老屋,打造了“裸心乡”等一干既有设计美感,又保留了乡土元素的精品民宿,吸引了很多游客入住。
高天成的试验,为莫干山开启了一个新的产业,许多投资者纷纷效仿,在此打造精品民宿,曾经被空置或遗弃的破败老宅,重新焕发了生机。而近年来在中高端消费群体中兴起的“逆城市化”生活方式,则让越来越多的人拥进莫干山。
在民宿产业的带动下,莫干山农房的租金以每年翻一倍的速度上涨。而当地村民除了房租收入,有的还在民宿做起了服务员。此外,村民栽种的蔬菜和水果,每年都会以略微高出市场的价格供应给民宿。
在整个民宿产业发展中,当地政府也一直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德清县政府认定精品民宿是乡村休闲旅游的发展方向之一,在旧屋改造上给予了相对宽松的政策。2015年5月,德清县发布全国首部县级乡村民宿地方标准规范,有规划地引导民宿差异化发展,并通过成立莫干山民宿学院,为从业者提供专业化的民宿课程培训。
投资者、村民、当地政府,多方要素的有效组合,使莫干山民宿成为乡村创新发展的出色范本。2016年10月,莫干山镇入选首批中国特色小镇名单。
空心村变形
“说村不是村,有院没有人,说地不是地,草有半人深。”这是中国“空心村”现象的真实写照。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村青壮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加上很多地方农村规划滞后,住房和土地闲置现象严重,形成了许多经济凋敝的“空心村”。
拯救乡村,重新赋予乡村经济活力,迫在眉睫。因此,许多地区在传统农业之外,试图通过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方式盘活农村经济。这当中,不乏值得借鉴的成功案例。
陕西礼泉袁家村,没有名胜古迹和独特的自然资源,但却通过打造民俗小吃一条街,每年吸引游客300万,年营收超过10亿元。从十年前青壮年全部外出打工的空心村,变成乡村旅游“模范村”,袁家村的成功主要在三个方面:
一是袁家村因地制宜,主打“关中印象体验地”,让游客体验地道的关中美食和民俗;二是袁家村动员“全民创业”,把所有人的利益都绑到一个产业链上,形成餐饮、住宿规模,同时通过合作社的方式,把优势项目进行股份化管理,带动村民共同致富;三是通过旅游,带动传统农业生产,提高农特产品议价能力。
相比袁家村模式的成功,许多地区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一些地方发展乡村旅游不考虑客观实际,认为“是乡村就能发展乡村旅游”,对投资开发项目不作科学论证和规划,忽视交通、食宿、民俗文化、产业结构、原住民利益等重要因素,最终导致投资项目没有成为财富反而变成包袱。
因此,通过旅游盘活乡村经济,一定要因地制宜,与当地自然、文化资源以及产业结构紧密结合起来。
“一村一品”新逻辑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传统乡村商业生态在尝试互联网的同时,一些原有的业态不可避免地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商业模式和商业群体。
如果没有“北山狼”,浙江丽水北山村的村民们至今还在各地卖烧饼。如今,当地村民放下烧饼担子,拿起了键盘和鼠标,做起了户外用品生意。
这个变化,绕不开电商。2006年,“烧饼郎”吕振鸿在村里开了第一家网店,并创立户外品牌“北山狼”,带动全村乡亲一起加入电商队伍,其中90%成为了“北山狼”的分销商。
“北山狼”公司采取自主品牌+生产外包+网上分销模式,生产供应链在外地,北山村农民网店扮演品牌运营、销售的角色。2015年,这个800户人家的村庄,网店超过300家,衍生出了十多个户外用品名牌,电商全年销售额达到1.5亿元,淘宝上30%的户外睡袋出自这里。
一个毫无户外用品产业基础及供应链背景的小山村,却成了国内户外用品的网络集散地。北山村的模式对于没有特色产业的农村来说,是一条值得借鉴的发展之路。
截至2016年8月,全国形成集聚效应和和交易规模的“淘宝村”数量达到1311个,许多农户和返乡青年通过电商致富。
“淘宝村”呈现“井喷”之势,既表明了传统乡村社会寻求变迁的内生性动力,又意味着互联网技术正在重构乡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它们不完全依赖自身的资源优势,而是通过电商载体来重组乡村经济和社会组织形态,并打破了乡村传统较为封闭的生产组织方式,表现出很强的跨区域性和跨产业性。
当前,绝大多数“淘宝村”销售的主营产品都是非农产品,真正依托农业产业发展成为“淘宝村”的案例并不多见。而全国有特色农业优势的“一村一品”专业村超过5万个,借助互联网平台,这些村庄有着巨大的产业整合潜力。
村庄场景革命
文创进乡村,是实现乡村改造的另一条路径,其意义在于通过场景再造,在乡村形成了一条新的产业链。
在这方面,拥有大量古村落资源的福建省,做了大量的尝试,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一是引导和培育当地居民参与。如屏南双溪漈下古村,引进艺术教育团队在当地推行“人人都是艺术家”公益艺术教学活动,短短8个月就把30位村民培养成“画家”。
二是实施差异化文创运作模式。龙岩培田村通过举办春耕节、培养民间技艺传承人、建立特色工坊等方式,传承染织、剪纸、山歌童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留住“活着”的古村落。
三是产业融合发展。南安观山村推出“游古大厝,品有机茶,吃农家菜,住番仔楼”活动,将乡村旅游与有机农业、经济林种植、餐饮住宿等不同业态形式相结合。
四是打造上下延伸的文创产业链。仙游坝下村拥有3万名能工巧匠和600家工艺企业,形成一条由工艺师、雕刻工、木材商、经销商、工艺产品等组成的产业链。
文创的价值在于为乡村赋予“场景”,而这些“场景”是可以消费和产品化的。文创进乡村,发掘与开发乡村的历史传统、建筑形制、传统产业文化等资源,打造出具有乡村特色的文创产品,既可以保护传统文化形式,也可以给乡村发展带来新的生机。
但在这个过程中,应该积极培育和鼓励当地组织、民间力量成为乡土文化创新的主体,从而形成乡村居民、规划团队、民间组织、政府部门的协同合作网络。同时,乡土文化与文化创意的融合要根植于当地,把传统文化与乡村营造、乡村产业相结合,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乡村经济。
超级农民进化论
Case4:创客进村了
江宇虹是剑桥管理学博士,曾做过戴尔大中华区高管,创办过自己的云服务公司。但就是这样一个海归金领,却挽起裤腿成为了一个“地道的农妇”。
2012年,江宇虹在北京昌平区百善镇租下了16个大棚,创办阿卡农庄,进行有机蔬菜种植。江宇虹提出,要用流程化、标准化的IT思维来改造农业生产。在她看来,农场就是一个IDC(互联网数据中心)机房,温室大棚是机柜,农技人员是IT技术员,农民是IT维护人员,地里的一垅垅菜是服务器上跑着的应用。
每个植株之间的间隔,除虫黄板距离地面多少厘米,防虫网要做到什么密度……江宇虹把传统的经验变成数字化的IT语言,通过IT手段和物联网技术把种植这件事简单化。整个种植过程和关键数据都可以实时监测,使蔬菜质量得到管控。
阿卡农庄通过会员制的形式,聚集了一批中高端客户,这其中既有世界五百强的企业会员,也有消费能力强的家庭会员。这种会员制服务,企业、家庭及个人均可租用农场的大棚,参与种植和采摘,也可以将自己的地全权委托给农庄管理。农庄提供实时上线的蔬菜视频和照片,会员可以通过手机,远程实时监控自己菜地的生产全过程。
在销售端,与传统的先种植再销售不同,阿卡农场通过预付费模式,按需生产,按量定价。这样既减少了中间环节,也保证了销路,还免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
经过4年多的发展,阿卡农庄已在全国布局了3个生产基地,600多个大棚,拥有2万多家庭会员,200多家企业会员。另外,阿卡农庄还推出了O2O乡村游平台——村会玩,整合周边地区农庄、乡村民宿、农特产品,提供乡村生活综合体验服务。
江宇虹将互联网的技术创新、理念创新、模式创新充分应用到农业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实现了互联网与农业的跨界与融合。
从新农人到新农业
在千万农民进城淘金,人们担忧“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之时,却有一群人逆流而动,主动选择上山下乡,用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改造着乡村与土地。
他们,被称为“新农人”,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汪向东认为应该从三个“新”来认识和定义新农人—农民的新群体、农业的新业态、农村的新细胞。
新农人正在成为“现象”。据农业部统计,全国返乡创业人数累计超过480万,根据阿里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新农人研究报告》显示,阿里零售平台上的新农人规模已经超过百万。这种庞大的新生群体以及不断增长的趋势或将成为推动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主流力量。
之所以成为现象,这当中有新农人内心回归乡村、改造乡村的理想使然,但更多的是农业风口之下,广阔市场前景带来的巨大吸引力。
与传统农民的单一来源相比,新农人结构趋于多元化,来自包括零售、IT、互联网、金融在内的各行各业。可以说,新农人带着明显的跨界特点,这样职业来源的多元化背景也有利于为农业带来成熟行业的经验。
对于急需变革的农村和农业来说,新农人的价值十分巨大,他们在改变农业生产和流通模式、拉动农民创业就业、保障食品安全、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建立新型互联网品牌等方面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有的用科学理念转变传统方式,实现农业提质增效;有的瞄准农产品痛点,用一根网线对接产销,促进农民增收;有的寻求农村新业态的空白点,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由此可见,在中国,农业的价值正在逐步被发现和重视。农民不再是一种被动选择的身份,变成了一种新型的职业选择,而这种选择往往关乎产业的走向。
产业大佬爱土地
事实上,新农人并不仅限于个体,工商资本、现代农业企业、科技创新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从某种角度而言,也扮演了新农人的角色。
阿里巴巴、京东、苏宁、恒大、联想……巨头下乡,产业大佬纷纷携资本、技术、人才、资源进军农业。究其原因,这当中除了农业大发展带来的产业机遇驱动,也不乏巨头企业推动现代农业发展,打造绿色、健康农业产业链的情怀和责任因素。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直接促进了消费者对绿色生态农产品的旺盛需求,这也促进了巨头进军农业,打造安全、放心农产品并形成产业化发展的脚步。
比如,丁磊、刘强东进军农业,一个直接因素就是想探索出全新的农业模式,规避令人担忧的食品安全问题,让消费者吃上放心的猪肉、大米、水果、蔬菜。再比如联想,2010年柳传志宣布进军农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改变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因此,旗下的现代农业板块公司佳沃集团成立之初,便确立了全产业链运营、全程可追溯、全球化布局的“三全”战略。
事实上,这些巨头企业在农业领域的诸多实践,的确为当下的农业发展注入了更多的积极因素,并带来了活力和启发。
在生产环节,他们采取专业规模集约化生产,保证合理产量的同时,更追求质量,以此来换取更高的产品溢价。以联想佳沃为例,其出品的每一颗蓝莓,都要经过200多项技术标准的操作或检测,所有数据在消费终端都可以查询。这样的蓝莓价格,自然要高出普通蓝莓几倍。
在销售环节,他们擅长借助综合资源,实现社会化营销。比如,网易在“丁家猪”身上安装了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各种数据。而丁磊为了证明猪肉的安全,更是准备通过直播方式将整个养殖过程公开,提升消费者对猪肉品质的信心。另外,“丁家猪”连续三年出现在世界互联网大会宴请嘉宾的餐桌上,当互联网的半壁江山都在吃着他的猪肉时,想不出名也难。
因此,从当前农业发展现状来看,必须有一批具有资本、技术、人才和创新发展能力的巨头企业进场,才能真正把产业机遇转化为市场价值。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农民
中国现有约13.6亿人口,农民占比超过60%,农村经济活力提升的同时催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城归”。据调查统计,目前“城归”已经占到4000万外出农民工的四分之一。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中国正在悄悄地进行一场人力资本革命,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产生。而新的人口红利正是来自农村,“城归”回来后将给农村带来变化,农民在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以后,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职业。这种人力资本革命,实际在为中国下一步创新做准备。
风口来了,新一轮制度和人口红利也正在形成。那么,在未来,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农民?
对标农业发达国家丹麦,虽然高度的农业机械化减少了大量人力劳动,但当一个农民并不容易,需要经过五年的学习,并且获得执业证书才可以成为一名农民。严格的职业准入制度,加上现代农业技术的充分应用,使得丹麦成为世界上农业问题解决得最好的国家之一。
推动农民职业化,同样也是中国农民演进路线的趋势和方向,在这个过程中,从传统农民转变成新型农民至关重要。
从某种角度而言,新农人可以算作新型农民的早期形态和探索者,但他们在海量的农业人口中所占比例并不大,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态,仍然任重道远。因此我们需要依靠新农人带动和影响更多的传统农民,使其具备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能力和素质。
具体包括:1.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2.坚持发展生态农业,自觉维护生态和谐;3.重信息、重资源、重互利、重创新;4.具备互联网思维,品牌意识强,擅营销;5.善用政策,开放协助,有社会责任感。
中国“三农”的转型,不是回归过去,而是面向未来,因此,“人”才是推动农业向信息化、市场化、现代化快步迈进的不竭动力。
农村金融的焦虑与觉醒
拓荒新大陆
老赵种植了20亩土地,需要购买大量农资。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他只好像其他农民一样,向经销商赊销,打算等卖了粮食之后再偿还。但是,因为赊销,他需要多付出一笔钱。
这个场景在农村司空见惯,折射出的是农民对金融产品的渴求,相比城市发达便利的金融服务,农村金融一直是薄弱环节。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显示,目前只有27%的农户能从正规渠道获得贷款,40%以上有金融需求的农户难以获得贷款。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传统金融机构网点分散,覆盖率低,无法满足农民的信贷需求;另一方面是农村信用体系和风险防范机制缺失,而大部分农民无产权无抵押品,导致传统金融机构经营风险高,不愿贷款给农民。
事实上,缺少有效的金融服务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亟待解决。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推动金融资源更多向农村倾斜,发展农村普惠金融,降低融资成本,全面激活农村金融服务链条,同时引导互联网金融、移动金融在农村规范发展。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农”互联网金融蓝皮书数据,“三农”金融缺口高达3.05万亿元。国家政策层面的推动,加上巨大的市场空白,让农村金融成为了电商巨头、互联网金融公司、农业龙头企业竞相追逐的“香饽饽”。
这些区别于传统金融机构的新玩家,让原本死水一潭的农村金融,荡起了波澜。他们的入场,为农村金融市场注入了新鲜活力,不仅为农村增添了新的金融组织,也将倒逼已有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更为重要的是,新玩家们将通过金融,渗透到农业的全产业、全过程,发掘更大的商业价值。
金融是一个纽带,通过它可以把“三农”各种要素连接起来,起到黏合剂的作用,以此为支点撬动农村经济发展,将会出现巨大的想象空间。
P2P轻与重
每天清早,河北滦县军英牧场的奶牛就从睡梦中被唤醒,在头牛的带领下,排着队走向挤奶大厅。在这些奶牛当中,有200头特殊的“租赁牛”。
2015年,军英牧场场主欧阳晓军准备通过贷款购进一批奶牛扩大生产。但是因为牧场的地是租的,在此之上的建筑不能抵押贷款,欧阳晓军一筹莫展。
他并不是没有值钱的资产,军英牧场里有多达6500头牛,这让互联网金融公司宜信看到了机会。宜信团队调研后,决定和军英牧场签署一份融资租赁合同,宜信以售后回租业务的形式,将200头奶牛提供给军英牧场。其实质则是,后者以自家的200头奶牛作为抵押,从宜信那里贷了100万元。
近年来,在宜信等金融公司的推动下,“农机融资租赁”在中国农村生根发芽。现在,宜信又在国内率先推出了“活体融资租赁”。而这些只是宜信在农村开展创新金融服务的一小部分。
在进入农村市场7年的时间里,这些金融服务以“农商贷”项目为基础,一共覆盖了全国8个省市60多个网,点,累计放款8亿多元。
农商贷是一项小额信用贷款服务。对农民来说,抵押贷款的操作门槛太高,农商贷的信贷服务,则基于自研的一套风控方法论,让农民贷款变得容易起来。
首先,农商贷以自建的县乡线下网点为单位,培养了一批客户经理,他们不仅负责开发客户,还要针对每一笔贷款申请进行入户调查,并对客户的现金流做全面的分析。然后,客户经理所完成的报告将会呈交至审贷会,由他们给出授信。最后,宜信完成放贷。
未来,宜信还计划将农商贷从信贷产品,扩展到借贷全品类,并推出保险、理财等非借贷类金融产品,最终参与小微农户生产能力建设。
与宜信不同,翼龙贷的模式更轻—“同城O2O+合作商”。
简单来说就是开展农村金融驻点服务,由各地的加盟商负责贷前审核、贷中服务和贷后跟踪,出了问题,加盟商需要担负责任,而交易完全在网上进行。加盟商与翼龙贷之间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利润分成。这就将“线上信息撮合”与“线下风险防控”相结合,最大程度上降低了风险的发生。
此模式已经成为翼龙贷的核心竞争优势。有数据显示,翼龙贷已经为广大农户输送资金150多亿元,受益农民超过20万户。
电商下乡带路党
把金融视作生态圈闭环的电商巨头们,在将网购带到农村的同时,没有忘了建设各自的农村金融体系。
通过平台积累的农户消费、支付、物流等多种数据,可以成为发展农村金融的基础数据,这无疑是电商巨头们渴望看到的良性循环。
渠道做好了才能谈进军农村。因为农村和城市不一样,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才能深入了解农民的切身需求和风险资质,而这正是京东的优势。
按照计划,截至2016年底,京东将累计建设1500家县级服务中心,招募25万名推广员,完成1600多家京东帮服务店建设,覆盖全国40多万个行政村。随后,京东金融就将全面实施自己的“下乡”计划,基于农民生产和消费的各个场景,打造自己的产品。
比如在农业生产环节,针对农户从农资采购到农产品种植,再到加工、销售环节的资金需求,京东推出无抵押、低利息、放贷快的“京农贷”。农村消费生活方面,则完整地向农民提供信贷、支付、理财、众筹、保险等全产品链金融服务。
阿里和京东一样,也把渠道建设视作推广农村金融服务的第一步。2014年,阿里启动“千县万村”计划,将在3到5年内建立1000个县级运营中心和10万个村级服务站。建设这些“神经末梢”的目的不仅是在为农户使用电商服务降低门槛,也是其未来农村金融服务的根据地。
不过,与京东不同的是,阿里更愿意像过去一样,将自己当作一个服务平台。
目前,阿里蚂蚁金服的农村金融事业部内部已经形成了三大服务平台,分别是:旺农贷、旺农保和旺农付。
具体的做法就是,帮助众多第三方的农村金融机构,低成本搭建起网银等系统,为其开展互联网金融相关业务打下基础。同时,通过农村淘宝、支付宝县级服务中心提供的生活服务等,将农民带上网,而后通过和第三方合作,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积累数据后,又可以帮助农民建立起诚信档案。
也就是说,阿里布局农村金融并不是直接服务农民,而是向B端售卖自己的数据、技术和渠道。
整合者通吃
养殖户老李打开手机,通过智能养猪软件看到养猪场的动态情况:生猪存栏量、饲料用量、哪些猪行将生产。根据数据,老李可以通过网上商城预订所需的大宗饲料、疫苗等产品,如果资金吃紧,他还可以凭借自身资信水平申请无担保贷款……
这是农牧企业大北农构建农业互联网与金融生态圈的一个例证。2013年底,大北农实施“智慧大北农”战略,旨在通过农业管理与大数据平台、涉农产品交易平台、农业金融平台为服务内容,以实现全产业链综合服务。
具体操作层面上,大北农通过“猪管网—智农网—农信网”共同支撑平台:利用猪管网提供的智能养猪管理系统吸收大量优质养殖户、经销商资源,而后将这些资源引导到智农网电商平台进行农资产品消费,并将积累的用户数据,最终汇入农信网,为客户提供闭环式的小微金融服务。
不只是大北农,新希望、史丹利、金正大、芭田股份、康达尔、诺普信等A股农业上市公司都以不同形式涉足农村金融市场。相比互联网金融公司和电商平台,这些农业龙头企业显然更具备产业链优势,好比“主场”作战。
在行业集中度提升和产业链一体化程度加深的行业走向中,龙头公司更有机会通过自身的产业链地位建立农业互联网和金融生态圈,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
对农村金融市场而言,农业龙头企业拥有大量产业上下游散户、企业的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为散户、企业的信用特征画像,可能更容易建立有效真实的信用体系,为各主体提供更为适合的融资服务。
对于龙头企业来说,通过金融服务可以形成门槛和壁垒,将用户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从而占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也许,在未来,谁是农村金融的主导者,谁就将成为农业产业链的主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