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是农耕时代宝贵的社会财富。无论是小农家庭，还是朝廷，对牛大多关爱有加。宋代法律规定严禁屠杀耕牛。要杀，也得向政府报告缘由，由官家统一来杀。

    编订于北宋初年的《宋刑统》中，有“诸故杀官私牛者，徒一年半”“主自杀牛马者徒一年”的法条。到了南宋，刑罚更重，“诸故杀官私马牛徒三年”。即便是致伤致残，只要影响了正常使用，一律按杀死罪对待。如果杀死自家养的牛，则要劳动改造一年半，一下子比北宋多出了半年。

    那时候，宫廷以吃羊肉为美，老百姓却“以牛肉为上味”。受利益驱动，不少想捞一把的投机分子积极挥起屠刀，史称“不逞之辈竞于屠杀”。当真是有多少需求，就有多少供给。据记载，从洛阳到开封，“鬻牛肉者甚众”，公然买卖牛肉的店铺随处可见。

    诸位若要问上一句，地方官就这么不管不问，难道他们都是瞎子吗？回答还真是肯定的。在吃牛肉这个事情上，绝大多数地方官都选择了做睁眼瞎。之所以不落实朝廷部署的屠牛禁令，地方官自然有他们的小算盘，不外是增加地方收入。

    早在宋代初年，一些地方面对百姓杀牛吃牛的“反动”行径，就没有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搞“严打”，而是就坡下驴，打着因地制宜顺应潮流的旗号，开征牛肉税。

    其实，这么做并非没有道理。保护耕牛的理念没有错，但各地区情况不同，在那些活牛多如牛毛的地方，牛并不是稀缺性生产资料，甚至与家养鸡鸭没什么差别，杀来吃肉，谈不上有多影响农耕。

    放开屠牛禁令，打开牛肉市场，一方面丰富了人民群众的菜篮子，一方面丰满了地方政府的腰包。不论是一县之长，还是一州之长，作为地方父母官，一只耳朵听万民称颂，一只耳朵听银钱叮当，造福于民，造富于官，何乐不为。这种双赢的执政理念，就该得到推广。

    可惜人无百日好，花无百日红。公元1031年，山东莱州知州张周物特立独行，对这个事儿看不过去，跟仁宗打了个小报告，说“官禁屠牛，而州场税膀有收算之文”。意思是官家明明禁止杀牛，却还要收牛肉税，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这事儿最后让皇帝大人知道了。于是，从宋初到仁宗，糊了七十多年的窗户纸终于捅破，牛肉税自此废止。